在今天,中國家庭擁有一架鋼琴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鋼琴從西方傳到中國不久,中國人想彈鋼琴一要具備雄厚的經濟條件;二要有音樂氛圍,比如居住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有機會接觸到不少外國鋼琴家。劉詩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成長的。
劉詩昆1939年出生于天津英租界一個富商家庭。他不滿3歲就開始學琴,5歲登臺演奏,后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有人把劉詩昆稱為中國鋼琴界知名度最高者之一。星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黎頌文認為,不能用知名度高來形容藝術家。黎頌文告訴南都記者,隨著中國鋼琴的發展,產生了郎朗、李云迪等新一代的鋼琴家,但劉詩昆、傅聰、殷承宗等鋼琴家目前仍活躍于舞臺,他們代表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鋼琴(演奏)的水平,在中國鋼琴史上有顯赫的地位。
5月中旬,劉詩昆現身珠江·愷撒堡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新聞發布會。演出前,他接受南都記者的專訪,訴說共和國第一代鋼琴家的命運浮沉。
1939-1949
家里高手滿堂
七十年前的中國,只有在上海、天津、青島、哈爾濱、廈門等通商口岸城市才有音樂教育氛圍。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更是集中一大批音樂家,包括查哈羅夫、賀綠汀、丁善德、周小燕等。
南都:我知道你3歲就學琴了。是怎么開始的?
劉詩昆:其實小時候我不喜歡學鋼琴,算是父親(劉嘯東)強制性要我學的。還不滿3歲,父親把我抱在腿上彈琴,我也不能跑。我之所以這么小就學鋼琴,有賴于兩個重要原因。第一是父親畢業于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上海音樂學院前身),懂音樂,酷愛音樂;第二個原因,是在生我的時候,父親做生意了,生意做得順利,所以家里經濟條件變好了,那時我家里有不止一架鋼琴和萬張唱片。
七十年前的中國,只有幾個城市能學鋼琴,上海、天津、青島、哈爾濱、廈門,那時候北平(現在的北京)也只有很少人學。我生在天津,小學時代又到了上海,這就是我小時候能夠很好地學鋼琴的原因。那時候三四歲學鋼琴幾乎見不到,我沒聽說與我同時代的人像我這么小就學鋼琴的。我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1951年我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屬音樂中學讀初一,在進入這學校之前我就已經有相當深固的鋼琴彈奏基礎,決定我這一生要從事這個職業。不像現在有些琴童,學一下就過了。
南都: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鋼琴大師李斯特的再傳弟子梅·帕奇在上海舉辦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鋼琴音樂會,后來留在上海教出了老一輩的中國鋼琴家。他是不是帶動了學鋼琴的潮流?
劉詩昆:那會在上海學鋼琴的人是最多的,但那個最多和現在是不能相比的。上海教鋼琴的主要是外國人,比如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鋼琴、教聲樂等的老師主要是外國人,帕奇也是其中一個,他是我父親求學時任教的。
當時活躍在上海的還有白俄人(十月革命時逃到國外去的俄國人)查哈羅夫、拉澤羅夫(音)。1947年我到上海后,查哈羅夫已經去世,我跟著拉澤羅夫(音)學鋼琴。十月革命前,他是俄國圣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學生,他的老師是李斯特的學生,算是李斯特的再傳弟子。那會他年歲已經很大了,學生挺多,都到他家里學。里面大部分是大學生,就我一個小孩,我學了三四年左右。
南都:你曾與哪些鋼琴家有交往?
劉詩昆:我從小和上海老一代音樂家一起成長,我父親和他們是同學,他們基本上都出自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解放前,這是中國最高的音樂學府。后來我父親做生意了,他們還繼續從事音樂,那時候做音樂收入不高的。
在我小的時候,他們每逢周末都來我家聚會。因為我家房子比較大,有鋼琴、有小提琴,還可以聽音樂,從小家里有成千上萬張膠質唱片。不光彈鋼琴的到我家來,唱歌的、拉小提琴的、指揮的、作曲的等上海音專一批人都來我家里頭。家里每到周六日都高手滿堂。我從小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的。這一批人除了上海有一個唱美聲的周小燕健在,現在九十幾歲,其他基本都不在了。
最有名的是賀綠汀,當時他是中國音樂界最重要的標志性人物之一,中國最早的鋼琴曲《牧童短笛》、《搖籃曲》都是他作曲。他后來到延安了。上世紀四十年代,他跑到延安的時候我父親托人幫助他,把他送過黃河。因為當時日偽在黃河邊有道封鎖線,不允許任何人渡黃河,山西這邊是日本人(的勢力范圍),陜西那邊就是共產黨的根據地。解放后,賀綠汀是上海音樂學院院長。
在文革中,我家被定義為上海音樂界的裴多菲俱樂部。裴多菲俱樂部是一個政治行為,是一個反動的俱樂部。文革中老一代的音樂家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
1949-1958
新中國代表
1958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24歲的美國人范·克萊本獲該比賽第一名,19歲的劉詩昆獲第二名。范·克萊本是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后第一個在蘇聯獲巨大成就的美國人,成為美國的寵兒。而劉詩昆回國后的人生跌宕起伏。
南都:請你談談1958年獲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第二名的經歷,這個獎為什么會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對你個人有什么影響?
劉詩昆:這個比賽可以說是我藝術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到今天為止,這個比賽也是史無前例的。因為這個比賽是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倡議的,并且是他親自主持的一個比賽,為什么呢?因為1957年,即這個比賽半年多前,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蘇聯把美國拋在后面了。
另外在19世紀中期后,文化藝術中心就在俄國,還有一個在法國,再早些就在德奧。俄國的文學藝術十分興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音樂界有柴可夫斯基。俄國本來是傳統的音樂藝術大國。在這之前蘇聯沒有舉行過音樂比賽,赫魯曉夫試圖以此打開封閉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波蘭、捷克、羅馬尼亞、東德等一些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平往來的大門。在此之前,蘇美之間,社會主義陣營、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是相互封閉、相互對立的。赫魯曉夫之前的領導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態度是對抗、封閉,那時候東西方之間叫做鐵幕。
這個比賽一開始引起了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密切關注,都知道這個比賽除了文化之外,還有政治外交的含義。
南都:你當時那么年輕卻站在一個國際大賽舞臺上,會不會很緊張?
劉詩昆:這不是我第一次得獎,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的李斯特國際鋼琴比賽,得了第三名和特別獎。當時站在舞臺上感覺習慣了,我也沒有什么負擔———得獎最好,不得獎也沒什么所謂。后來我就得了第二名,美國人范·克萊本得了第一名。赫魯曉夫也給美國總統打去賀電,也為我獲獎給毛澤東打去賀電。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范·克萊本和我。
范·克萊本比賽得了第一名,美國舉國歡騰,因為當時美蘇處于對抗,突然一打開大門,美國人到蘇聯去,結果得了個冠軍,在那么一個形勢下,不僅音樂界,甚至全國歡騰。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的標題:美國人在文化戰場打敗了蘇聯。
范·克萊本回到美國,州長和他一起坐敞篷車,車隊進入紐約市區,上百萬人夾道歡迎。那次盛況空前,紐約高樓上拋彩球拋彩帶,轟動世界。
南都:你獲了獎回國后有受到歡迎嗎?
劉詩昆:當時中國是大躍進時期,要又紅又專,紅的意思是政治思想上非常積極、進步,非常革命,專指的是專業。我一回國,在中國這個大氣候下,彈琴不是最重要的,讓我下到北京郊區十三陵水庫參加體力勞動,勞動了兩個多月,天天挑石頭、挖土。
當然中國領導人也重視我得獎,但重視的方式不一樣,因為那時候中國最重要的是勞動,所以就讓我去勞動,起個帶頭作用,像我這樣國際上都得獎了也勞動。這么一個概念。大科學家、大醫學家、大藝術家、知識分子全得參加勞動。
南都:你心里也接受這種勞動改造的方式嗎?
劉詩昆:不能拿現在的觀念去看那時候,現在我突然間叫你一個人下鄉,你肯定會不滿,但那時候大家都這樣(下鄉勞動),當所有人都這樣的時候,也不會有什么想法了。
勞動完了之后(政府)把我作為一個又紅又專的榜樣,張春橋還為我寫了篇文章發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那時候他還沒成為四人幫(成員),是上海宣傳部部長,標題是《從劉詩昆得獎談起》,是1958年4月份某一天的《人民日報》頭版上。那個時代你很難去理解,當時報道我得獎不是大字標題說劉詩昆得獎了,而是劉詩昆決心走又紅又專道路,完后小字標題才是劉詩昆在什么什么比賽獲獎。
南都:當時自己也沒辦法去改變吧?不彈琴有沒有感到可惜?
劉詩昆:那個時候哪能由得自己啊,當時就連職業都是組織分配,把你分配到西藏、新疆你也得去。(不彈琴)那沒有什么了,我文革時被關監獄關了好幾年,都沒碰琴。給你打個比方吧,猶太人在集中營里,那時候想的就不是專業可不可惜了,而是我能不能活下來。
19 58-19 6 6
共和國的音樂家
文革中,與劉詩昆一道赴蘇聯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的顧圣嬰自殺;傅聰從波蘭赴英國,在當時被定義為叛逃;獲得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二等獎的殷承宗在文革中把鋼琴融進樣板戲,創作出《黃河協奏曲》、《紅燈記》,代表中國鋼琴解放以來的重要成就。
南都:文革時鋼琴被視為封資修,跌入低谷。顧圣嬰曾與你一起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1967年,30歲的她與母親、弟弟自殺。你怎么看待她的遭遇?
劉詩昆:1966年6月文革正式發動,顧圣嬰在初期幾個月就自殺了,因為她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其實是冤案。居委會把她、她母親、她弟弟拉到弄道里圍起來喊口號,斗爭了一下,她母親、弟弟想不開,開煤氣自殺。
回首起來,她當時并沒有遭到很嚴重的沖擊,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小沖擊,有這種沖擊的人太多太多了。后來出顧圣嬰回憶錄時,我還寫了篇文章,說顧圣嬰人比較內向,她不是像我們一樣完全在學校里面住,基本在家里面生活,對社會政治的認知簡單幼稚些。如果她還健在的話,還可以在鋼琴上取得更大成就。自殺的不止她,我父親最好的朋友、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范繼森也自殺了。
如果受到沖擊就自殺,那文革時文藝界有名有姓的基本上要自殺光了,我更自殺不知道多少遍了。1966年文革開始,我被打入勞改隊,一年多后被抓到監獄,關了5年10個月。出獄后生病一年多。我一共有七年多沒有見過鋼琴。
因為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很多美國人知道了我。很多美國媒體報道了我在監獄的遭遇,說我十個手指斬斷了,其實不是,而是手臂被打裂了。1978年,我是中國最早一批到訪美演出的文藝人士。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專門接見我,接見我的第一句話是:我們早就知道你,因為你是和范·克萊本一起得獎的。當時很多美國媒體人士,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我的手還健全不健全,他們覺得我那么多年不彈琴,手被打壞了仍能繼續演奏,不可想象。
南都:鋼琴家殷承宗在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獲了第二名,但他在文革時挺活躍。
劉詩昆:我過去跟他很熟,現在交往比較少。他主要在文革中最紅,像顧圣嬰在文革初期自殺了,我就坐了監獄,還住了一年多的牛棚。他在文革中搞了兩個革命樣板戲,一個是《紅燈記》,一個是《黃河協奏曲》。他是牽頭的創作者,也是表演者。粉碎四人幫后,他受到一些沖擊,1980年到美國去了,近些年他主要在中國生活。現在還常表演樣板戲,鋼琴伴唱。現在除了他以外,也沒有人表演這個節目了,《黃河協奏曲》還很多人(在演奏),別的都沒有人在表演了。在文革當中,大部分文藝工作者都挨整,一小部分文藝工作者還能過處境較好的日子。這是時代造成的,加上每個人不同的機遇、生活經歷。不只是我跟殷承宗兩個人的差別。
南都:傅聰的經歷就比較特殊。
劉詩昆:傅聰就另當別論了,傅雷被打成右派,他在留學。他看國內形勢這樣,他得到去英國的簽證就從波蘭直接到英國了,當時政治語言叫叛逃,私自逃到西方國家。他一直在西方國家,直到粉碎四人幫幾年后才回到中國,他現在主要呆在上海音樂學院。顧圣嬰大概比我大一兩歲,殷承宗比我小一歲,傅聰比我大五六歲,我們都是一代人。
19 6 6 -19 73
文革中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
1964年,劉詩昆與毛澤東曾有一次深刻的談話,毛澤東說不能一概排斥否定外國的音樂和文藝,應當有選擇有借鑒地吸收。他這番話與江青的那一套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他為什么這么說?劉詩昆說。
南都:在這次全國青少年鋼琴大賽中,你作為壓軸嘉賓彈奏《黃河協奏曲》。我注意到你在現場的致辭,幾千字的發言你看了15分鐘左右就能背出來,這種記憶與彈鋼琴有關?
劉詩昆:我講幾個小時都不用稿子的。我從小彈琴的時候不看譜,全背譜,8歲才認譜。在那之前都是我父親彈一句,我模仿一句。我父親訓練我:他在鋼琴上彈很多音,十個音完全不協和的,我把每個音分辨出來。
關于我的記憶力有個故事:我作為中國文藝界的政治犯,被打進監牢。當時所有城市的機關單位、工廠學校、村委都裝上了高音大喇叭,整天廣播新聞、樣板戲。我關的監獄在北郊,那個村的高音大喇叭老是播文革樣板戲,牢房鐵窗經常傳來《黃河協奏曲》,是殷承宗他們根據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改編的。我聽著聽著,把所有的音聽出來了。
1973年毛澤東親自發了三句話把我釋放。第一句話是,你們要關心劉詩昆;第二是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第三是要讓他繼續演出。他第二句話哪兒來的呢?1964年我到北京中南海給他們彈鋼琴,彈了《白毛女》和其他外國的曲子,彈完后,我和他有一個相當長的談話,從我彈琴,聊整個音樂和文藝方針政策的問題。這次談話作為正式文件保留下來,現在中央宣傳部、中央音樂學院還保留著。
1973年北京的音樂界情況大抵如此:中央音樂學院已經解體,里面的人下放到農村、賓館;北京還有四個文藝團體在運作,包括中央樂團、交響音樂沙家浜、中央芭蕾舞團等,都搞樣板戲。他們把我調到中央樂團,1973年9月我到中央樂團報到那天,全團的人都在大廳等候我,他們最想知道我能不能彈琴。讓我彈琴,我想,除了樣板戲別的都被封禁,彈什么好?我彈了《黃河協奏曲》,因為彈其他的我就犯政治錯誤了。很多人好奇地問,這個曲子是你被關進監獄時創作的,你怎么會知道?我說,我是第一次彈,從廣播里聽會的。
南都:你剛剛提到你和毛澤東有一場談話,具體聊什么?
劉詩昆:談話很有意思。1964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文革前期,文藝革命在全國已經興起了,江青已經在政壇上活躍,不準演奏外國的古典音樂,非常左。
我彈完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就開始與毛澤東談話。他第一句話說,他們都說外國曲子不好,你彈的那首外國曲子很好嘛!他還說對于外國的音樂和文藝我們不能一概地排斥否定,而應當有選擇、有借鑒地吸收,你要吸收它好的方面,批判它不好的方面,不能一概否定。雖然我們要創作中國民族的自己的文藝作品,你能作曲就很好(指劉詩昆改編創作的《白毛女》),你應當繼續創作我們中華民族的音樂作品。
很奇怪,他說的這番話與中國的政治大氣候不同,大氣候是全盤批判、全盤否定,他這番話與江青的那一套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他為什么這么說了。
采寫:南都記者 陳曉勤 實習生 蘇嘉穎
●文革后,劉詩昆逐漸回到了鋼琴家的本位。他在國內外舉辦過多場精彩的演出,中國五代領導人都聽過他演奏。
●1978年,他從美國帶回鄧麗君的黑膠唱片,并拿給鄧小平、葉劍英聽。鄧小平說:很好聽啊。
●上世紀90年代起,劉詩昆投身到兒童音樂教育,創辦音樂幼兒園等機構。他長居香港,高朋滿座。
●他認為,國內跟李云迪、郎朗實際水準旗鼓相當的人才有很多,差的只是有沒有類似他倆得到的對外展示自己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