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先生八十歲了。他還在彈琴,這是我們的大幸。無法用語言來形容聽到的音樂,只能俯首沉默。即便以最嚴苛的標準來考察,傅先生也不輸給任何一個年輕演奏家。
11月15日,傅聰在東方藝術中心以80歲高齡完成了一場鋼琴獨奏會,以此與樂迷們一起慶生。原先以“完全肖邦”為主題的音樂會,當晚還奏響了貝多芬、莫扎特、舒曼、德彪西等音樂家的旋律……作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鋼琴詩人,傅聰不僅僅是肖邦一人的詮釋者。
在貝多芬的六首小品中,戲劇性的動態和古典時代的優雅在他手下協調輪轉;莫扎特的回旋曲看似平易,卻暗流涌動,每一次再現都不是重復,是傅先生在跟自己對語,不僅是色彩,每一個句子都對語氣語勢作了嚴格的區分;德彪西的前奏曲更是出神入化,鋼琴就好像是先生手上的調色盤,在迷蒙中拔起顆粒感,色彩的鋪展、點綴、流動都有明確的來頭和去向,濃烈處難以化開,淡然時轉瞬而逝。
此外,他竟然能夠做出如此清晰地音色區分,雖然總體幅度并沒有過分的夸張,卻能讓你清晰體會到不同強度的層次感。
盡管現場還是有不少觀眾遲到、墜物、拍照,他卻沒有受到絲毫影響,行最低的禮數,做最高的藝術表演。在傅聰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藝術家的標桿。而他,似乎并不在意這些音樂之外的東西,這或許是他值得尊敬的所在。
八十歲有這樣的完成度,簡直是人間奇跡。在先生的心里似乎有著永遠高懸不落的藝術標桿在鞭策他,而比這更可貴的是他的氣度。不止一位藝術家說過類似的話,年輕的時候氣力十足,卻無法達到境界,等到老得快要演不動了,才頓悟真諦。化繁為簡的奧妙,是需要用一生去體會和證明的。
我聽到了傅先生綿長的氣息,悠然的情致,即便音樂已經如風箏一般走得很遠了,他依然不緊不慢收回來。他的音色溫暖透徹富有彈性,但并不過分追求給人感官享受——特別是他返場的夜曲,即便旋律線再綿長,絲毫沒有造作的跡象。甚至在海頓、貝多芬、肖邦的作品中,他有非常有個性且說服力強的分句和重音邏輯,你能聽到他的執拗和倔強。
或許11月15日晚可以載入中國音樂界的史冊。當晚除了傅聰先生,朱曉玫在北京音樂廳演奏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殷承宗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了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而這三位鋼琴家,在新中國文化史上都是標桿式的人物。
朱曉玟,如同她自己說的一樣,是那一代“上山下鄉”的普通代表之一,每個人身上都有和她一樣厚重的大書;殷承宗是那個錯誤年代的寵兒,比起他在古典作品演繹方面的豐富成就,更多人愿意去談論他的《紅燈記》。不知道他們是幸運還是不幸,卻至少看到許多聽者因為故事始終徘徊在音樂大門之外,不得進入。
傅聰先生的經歷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但如今我們聚攏在偌大的音樂廳,多半只是為了追求他的音樂。你不會在音樂中尋找他的悲憤,而是聽他用自己的語言描摹不同作曲家的線條;你不會為他的經歷流淚,而是嘗試更平靜地去感受歲月對藝術家的恩賜。
當音樂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它會征服一切其他的虛名和妄言,這在傅先生身上應驗尤真。這多半歸功于他真實、偉大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朱曉玫等人的其人其樂、甚至是那個年代的認識,還正走半路上。
11月15日,傅聰在東方藝術中心以80歲高齡完成了一場鋼琴獨奏會,以此與樂迷們一起慶生。原先以“完全肖邦”為主題的音樂會,當晚還奏響了貝多芬、莫扎特、舒曼、德彪西等音樂家的旋律……作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鋼琴詩人,傅聰不僅僅是肖邦一人的詮釋者。
在貝多芬的六首小品中,戲劇性的動態和古典時代的優雅在他手下協調輪轉;莫扎特的回旋曲看似平易,卻暗流涌動,每一次再現都不是重復,是傅先生在跟自己對語,不僅是色彩,每一個句子都對語氣語勢作了嚴格的區分;德彪西的前奏曲更是出神入化,鋼琴就好像是先生手上的調色盤,在迷蒙中拔起顆粒感,色彩的鋪展、點綴、流動都有明確的來頭和去向,濃烈處難以化開,淡然時轉瞬而逝。
此外,他竟然能夠做出如此清晰地音色區分,雖然總體幅度并沒有過分的夸張,卻能讓你清晰體會到不同強度的層次感。
盡管現場還是有不少觀眾遲到、墜物、拍照,他卻沒有受到絲毫影響,行最低的禮數,做最高的藝術表演。在傅聰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藝術家的標桿。而他,似乎并不在意這些音樂之外的東西,這或許是他值得尊敬的所在。
八十歲有這樣的完成度,簡直是人間奇跡。在先生的心里似乎有著永遠高懸不落的藝術標桿在鞭策他,而比這更可貴的是他的氣度。不止一位藝術家說過類似的話,年輕的時候氣力十足,卻無法達到境界,等到老得快要演不動了,才頓悟真諦。化繁為簡的奧妙,是需要用一生去體會和證明的。
我聽到了傅先生綿長的氣息,悠然的情致,即便音樂已經如風箏一般走得很遠了,他依然不緊不慢收回來。他的音色溫暖透徹富有彈性,但并不過分追求給人感官享受——特別是他返場的夜曲,即便旋律線再綿長,絲毫沒有造作的跡象。甚至在海頓、貝多芬、肖邦的作品中,他有非常有個性且說服力強的分句和重音邏輯,你能聽到他的執拗和倔強。
或許11月15日晚可以載入中國音樂界的史冊。當晚除了傅聰先生,朱曉玫在北京音樂廳演奏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殷承宗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了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而這三位鋼琴家,在新中國文化史上都是標桿式的人物。
朱曉玟,如同她自己說的一樣,是那一代“上山下鄉”的普通代表之一,每個人身上都有和她一樣厚重的大書;殷承宗是那個錯誤年代的寵兒,比起他在古典作品演繹方面的豐富成就,更多人愿意去談論他的《紅燈記》。不知道他們是幸運還是不幸,卻至少看到許多聽者因為故事始終徘徊在音樂大門之外,不得進入。
傅聰先生的經歷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但如今我們聚攏在偌大的音樂廳,多半只是為了追求他的音樂。你不會在音樂中尋找他的悲憤,而是聽他用自己的語言描摹不同作曲家的線條;你不會為他的經歷流淚,而是嘗試更平靜地去感受歲月對藝術家的恩賜。
當音樂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它會征服一切其他的虛名和妄言,這在傅先生身上應驗尤真。這多半歸功于他真實、偉大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朱曉玫等人的其人其樂、甚至是那個年代的認識,還正走半路上。